廣東推進懲罰性賠償制度落地見效 建最嚴知識產權保護體系
人在港澳，點點手機，就能向位于廣州的法院提出禁止侵權申請；依靠智慧法院技術，一起著作權糾紛，最快30多分鐘就能完成開庭……保護創新的司法力量，在廣東無處不在。
作為經濟大省和創新大省，2020年，廣東受理的知識產權案件已超19萬，超過全國總量三分之一。與此同時，懲罰力度越來越大，專利案件平均判賠額同比增長33%，比三年前翻了一番；審理質效不斷提高，訴訟服務全流程“一網通辦”，越來越多外企將廣東作為知識產權爭端解決“優選地”。粵港澳大灣區內，最嚴知識產權保護體系有力護航，創新要素不斷加速流動。
審得快??
快審案件當庭宣判率超90%
一起“高大上”的網絡著作權糾紛，35分鐘就能完成審理并作出判決嗎？可以！
蔡某豪是一名攝影愛好者，他所拍攝的題為《西藏林芝，桃花溝》的照片發表后，通過第三方區塊鏈存證平臺進行了確權存證。之后，蔡某豪發現一家旅行社運營的微信公眾號擅自使用了這張圖片，蔡某豪對侵權事實進行區塊鏈存證后提起訴訟，要求賠償5萬元。
2020年4月20日，廣州互聯網法院對這起案件進行審理。“我們運用了司法區塊鏈存證+網絡著作權全要素審判ZHI系統，在案件事實查明上采取了要素審判方式，沒有繁冗復雜的陳述，簡明扼要地分為權利客體，權利來源，侵權行為三個方面。”廣州互聯網法院綜合審判二庭庭長鄧丹云說，依托智慧法院創新成果，這起案件僅用35分鐘，就完成庭審并當庭宣判。
針對維權周期長的痛點，近年來，廣東法院采用了一系列“黑科技”。廣東高院民三庭副庭長王曉明介紹，除了通過5G、大數據、云計算、區塊鏈、人工智能等技術，廣東法院還大力推進案件繁簡分流改革，提高司法救濟時效，為司法審判賦能加速。
比如，廣州知識產權法院組建了專利一審速裁團隊，快速審結1617件外觀設計專利糾紛，占案件總數52.1%。深圳知識產權法庭快審案件調撤率達64%，當庭宣判率超90%；2019年以來作出訴訟禁令13份，涉案金額近1.5億元。
在一起外觀設計專利權訴訟中，深圳知識產權法庭認為，權利人大疆公司的涉案產品時效性較強，被告持續侵權行為將給權利人造成難以彌補的損失。雖然侵權損害賠償尚未查明，但為了及時有效制止侵權行為，深圳知識產權法庭依法對已查明的專利侵權事實部分作出先行判決，并發布臨時禁令，及時對侵權按下“暫停鍵”。
在訴訟服務上，廣東法院通過“一站式”服務，讓群眾少跑腿。王曉明介紹，廣州知識產權法院“跨區域遠程訴訟服務平臺”已實現訴訟服務全流程“一網通辦”；廣州互聯網法院上線首個跨港澳在線糾紛多元化解平臺，在粵港澳多地布設12個“E法亭”，成功調處糾紛3萬余件。
查得準??
技術專家參與800多件案件審理
“我方要求聯通分公司立即停止侵害軟件V1.0的著作權！”“我方要求樂網公司立即停止侵害‘管控系統’的著作權！”一起著作權權屬糾紛中，樂網公司與聯通分公司互相起訴，各執一詞。
要查明案件的焦點，就要了解兩個軟件的文件代碼是否相同，文件建檔日期是否有過修改。然而，法官是法律專家，卻不一定懂這些技術，怎么辦？
廣州知識產權法院的技術調查官抽取了部分核心的源代碼進行比對，并使用比對工具Ultra Compare，根據比對結果，計算出兩個軟件的相似率，為法官作出判決提供了有力的參考。
“知識產權案件大多涉及一些很專業的技術領域，考慮到法官多是文科知識背景，我們建立了‘技術調查官+技術顧問+技術咨詢專家’的多元化技術事實查明機制。”廣州知識產權法院專利審判庭庭長鄭志柱說，廣州知識產權法院在全國首次明確了技術調查官參與審理案件的范圍，并聘請審協廣東中心20余名審查員作為技術顧問，成立由有關高等院校、科研機構的29名資深專家組成的技術專家咨詢委員會。
五年來，這些技術專家參與了800多件知識產權案件審理，讓知識產權案件的審理質量更加有保障。
知識產權侵權案件，有時不僅涉及民事訴訟，還涉及刑事和行政訴訟，如何統一不同訴訟的裁判標準？廣東法院是全國最早開展知識產權審判“三合一”改革的地區之一，審結了一大批典型案件。
“我們此前辦理的一起侵犯商業秘密罪案件，由于民事案件與刑事案件存在關聯關系，在刑事案件得到妥善處理之前，民事案件審理難以實質性推進。”深圳知識產權法庭庭長卞飛說，深圳知識產權法庭一方面優先對銷售利潤作進一步核實，另一方面，將民事調解手段引入案件處理，通過多方努力，在刑事二審期間，雙方積極協商，賠償了被害人的經濟損失，取得被害人諒解，最后該關聯民事案件也以和解撤訴。
實行“三合一”，對于權利人來說，可以獲得高效、及時的刑事、民事復合保護；對于法院來說，既可以發揮刑事審判的威懾力，同時還可以靈活運用民事調解手段，根據案件情況選擇最佳處理方式。自2013年改革試點以來，廣東法院通過“三合一”模式，已審理知識產權民事案件535305件、刑事案件15720件、行政案件301件。
判得嚴??
2444人情節嚴重被追究刑事責任
明陽公司是一家技術研發型企業，2019年2月，為竊取明陽風電核心技術，某能源公司工程師劉忠炎，喬裝混入位于惠來縣的風車內部測量拍照，后被工作人員發現移送公安機關。
“公司對首臺樣機資金投入達2億元。”明陽公司質量總監宋貞楨說，“資料一旦泄露，公司前期投入可能付諸東流，也將喪失在這項技術上的絕對領先地位，損失難以估量”。
去年6月，惠來縣人民法院以竊取商業秘密罪，對劉忠炎依法判處有期徒刑三年，并處罰金100萬元。
“知識產權侵權嚴重破壞市場規則，讓侵權者‘賠筆小錢’就了事，不僅是對侵權行為的縱容，更是對創新環境的傷害。”王曉明說。2013年，廣東法院在全國率先探索完善證據制度破解知識產權侵權賠償難試點工作，2016年在全省范圍全面推行，并開始探索懲罰性賠償制度。近年來，廣東法院積極將多年成果應用，推進懲罰性賠償制度落地見效。
賠當其失、罰當其責。廣東法院鼓勵運用經濟學分析等科學合理方式計算或者酌定賠償，不斷提高賠償精準性，全年審結專利案件平均判賠數額63.3萬元，同比增長33%，超過1000萬元判賠的有23件，相比三年前翻了一番，實現侵權賠償數額提檔升級。對情節嚴重的故意侵犯知識產權行為，廣東法院加大賠償力度，依法支持權利人懲罰性賠償請求，以高額賠償震懾侵權人。
“深圳法院還積極參與市人大常委會《深圳經濟特區知識產權保護條例》修訂工作，通過特區法規，完善知識產權懲罰性賠償制度。”卞飛介紹，在一起涉互聯網虛假刷量、投票的不正當競爭糾紛案中，深圳知識產權法庭首次適用證據妨礙排除規則，裁量確定賠償數額高達2000萬余元。
對構成知識產權犯罪的行為，更要讓侵權人付出沉重代價。去年來，廣東法院共審結侵犯知識產權犯罪一審案件1387件；給予刑事處罰2444人，其中304人被判處有期徒刑三年以上，對知識產權侵權起到有力震懾。